不得不说，苏轼的大局观还是令秦刚佩服的。
极短的时间之内，苏轼就已经作出了决定：“我即刻书信一封，联络子厚。
哪个太后听政，对我而言，只是地位的高低上下之分，但对他来说，却是生死荣辱之别。
我愿意与其联手，以备朝局之变。”
苏轼的判断理由也很明确，如果他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向太后，就会让曾布、蔡京这等与端王绑定更深的伪新党人上台，这两年的执政过程中，他已经相当清楚这些人对朝廷与国家的祸害，远大于之前他曾反对过的王安石等人。
而他敢与章惇联手，还有一点依靠，那就是眼前的秦刚。
所以秦刚并没有向他透露出今天面圣之后的任何一点情况，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如此，反而让他笃定秦刚一定会从皇帝那里得到过重托——不言即有大事。
更不用说，他与章惇都已经过了最年富力强的年龄，转眼之间，这朝堂之上，就不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环境，也不会是曾布、韩中彦的阵地。
对于苏轼而言，他能有秦刚的助力，就不必担心章惇借力“刘太后”
听政之后的一家独大。
大策虽然已定，而且对于章惇而言，但凡清楚眼前的形势，只恐苏轼不愿与其联手，那他真就成了最弱势的孤家寡人了，形势甚至要比真实历史上赵煦驾崩之后的还要坏上十倍。
但是所要努力的目标却异常艰巨，即使众人一起努力确保赵茂能够顺利地继位，而那时的“刘太后”
要能获得听政的可能性，依旧有着巨大的难度：
大宋王朝为因为得位不正，所以一直大力强调“以孝治天下”
来转移国内士人的注意力。
当朝的历代皇帝都以“孝”
字为先。
所以，一旦赵煦驾崩，此时向太后还在，即使是刘皇后成了刘太后，却依旧只是是惇作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，突然上了一道奏章，声称：
“天子身子时常抱恙。
这几年来，国泰民安，天下万民都纷纷自发给圣主祈福。
但是论到祈福之效，却是非至亲不以见效。
近来京城多说绵州供养药王菩萨的千佛寺香火灵验，屡有人家派病人至亲前往祈福，结果竟都能痊愈。
因此建议皇家不妨一试！”
皇帝之家，虽是家事，更是国事。
章惇身为宰相，自然有权建议，只是听与不听，便就由皇家至亲们自己决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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